战玉冰，复旦大学中文系2017级博士研究生，中共党员，入选复旦大学“超级博士后”计划，获2020届上海市优秀毕业生荣誉称号。他也曾获2014届上海市优秀毕业生称号，在研究生阶段曾获“国家奖学金”、“学悦奖学金”、“复旦大学优秀学生”、“第七届全国中文学科博士生学术论坛优秀论文奖”等多项荣誉和奖励。

博士期间，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中国比较文学》《现代中文学刊》《扬子江评论》《南方文坛》《中国现代文学》（中国台湾）《文艺报》《文汇报》《解放日报》等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及文学评论30余篇。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类型文学与电影、数字人文等。

从文学青年到青年学者

如果要为战玉冰的阅读与思考范围做一个关键词“词云”，我们会发现其中内容丰富、跨度很大：从《红楼梦》到西洋裸体画、从乡土小说到网络文学、从民国侦探到当代电影，他学术兴趣广泛，研究探索不停。

在2008年战玉冰刚刚踏入复旦大学校园的时候，他还只能说自己是一文学爱好者，抱有阅读兴趣与文学梦想，但从来没想过自己会走上文学研究的道路，是复旦的学术氛围、导师们的谆谆教导，加之自己十多年的努力钻研，直至今天，他才感觉自己能够初窥到一点学术研究的门径。

提起学术研究，对于战玉冰这样的文科生来说是一个人静静地狂欢，是沉静下来不断地阅读文本和独立思考的过程，他说：“从事文学研究，独立的阅读和思考是必不可少的根本性前提，在此基础上，再同师友们一起讨论切磋，进行话语交流、思想碰撞，从而获得新的灵感启发。”

学术研究在战玉冰的眼里从来不是冷冰冰的，“中国现当代文学”既是战玉冰博士攻读专业的名称，也是他学术关注的基本范围。“这是一门和我们现实生活非常切近的学科”，一代代学者继往开来，文学研究的脉络绵延不绝，这些文学和研究都离我们很近，也很有亲近感，“这样的学术是有温度的”。

在问到为什么会有“学术是有温度的”这种想法时，战玉冰讲了两个故事。战玉冰的硕导是张新颖教授，张老师曾是求学于贾植芳先生和陈思和老师的博士研究生，而贾植芳先生曾是围绕在胡风身边的青年，胡风则是鲁迅的“弟子”。“我们都知道鲁迅是我们这个学科最重要的研究对象之一”。同时，“我的博士生导师是李楠老师，而李楠老师的博导是北京大学吴福辉教授，吴福辉老师的导师是我们这个学科的创始人王瑶先生。王瑶先生在清华时则是朱自清先生的关门弟子。”这两条学术脉络让战玉冰感受到了一种“学术的传承与温度”。“听李楠老师说，当年她去清华开会，经过朱自清先生雕像前，吴福辉老师和钱理群老师让她向雕像行跪拜之礼，并对她说‘这是你的祖师爷’。这一幕场景对李楠老师而言一定印象极其深刻，以至于这么多年后听她回忆起来，还能感受到她的动情。”显然，这给作为后辈学者的战玉冰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同时也让他感受到了学术的亲近感与不断传承的责任。

战玉冰参加建投书局与虹口区委宣传部举办的圆桌论坛

“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

从本科、硕士一直到博士，战玉冰在复旦中文系学习和成长的过程中得到了很多老师的指点和教诲，让他受益无穷。他说：“中文系每位老师都有自己的风格，跟随不同老师上课、学习和求教，总能得到不同的启发和感悟，这也是我在复旦中文系这些年收获到的最宝贵的财富。”

战玉冰首先谈到了自己的博士生导师李楠老师，“李楠老师对我们很信任、很宽容，鼓励我们寻找自己的阅读兴趣和研究方向，这让我能够在随心所欲的‘学术闲逛’中尽情享受学术所带来的乐趣。”他说，“但这又不是完全地‘放养’，李楠老师治学讲究以史料为基础、重视原始报刊资料、‘论从史出’。她在潜移默化间将这种治学精神与方法传授给了我，而这些都可以视为我博士论文写作最为基础却也最为坚实的方法论依托。”

如果说李楠老师是一位学术上的“慈母”，从来都是如春风般的温柔和善，那么中文系的倪伟老师则堪称学术上的“严父”。战玉冰虽然不是倪伟老师指导的学生，但是他与倪老师平时的交流却有很多。“每次去找倪伟老师请教论文，我都心怀忐忑，开始是惧怕其威严，后来就变成折服其洞见。倪伟老师总是能够高屋建瓴地化解我思考与写作过程中所遭遇到的困难和瓶颈。他对于各种西方理论的熟稔于心，更是可以经常帮助我指明下一步要读的书与深入思考的方向，让我少走了许多弯路。有时候我一个章节洋洋洒洒写了几万字，写到自己都头昏脑胀、云山雾罩，倪伟老师却能几句话点到要害，让我豁然开朗。”

战玉冰涉猎广泛，对于古今中外的文学作品都很有兴趣，但他还是格外佩服自己的博后合作导师——王宏图老师。“王老师的研究领域是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他精通多国语言、阅读面非常渊博，和王老师聊天总会有一种自己读书太少的紧张感。同时王老师更令人敬佩的地方在于他对当下最新作家作品的敏锐观察，有时候我读到一些新翻译过来的西方小说，推荐给王老师，却发现他早已经读过。甚至他对中国当代青年作家的最新创作也保持了一种高度的敏感，这都在无形中成为鞭策我不断阅读的动力——不多读点书，怎么和老师聊天？”

此外，战玉冰还特别提到了自己的硕士生导师张新颖老师。“我最初迷张老师是因为他的《中国新诗》这门课，我觉得我自己好像缺乏一种对现代诗歌的感受力，直到听张老师讲诗，我才觉得自己好像有点品出了中国新诗的味道。他喜欢贴着文本来讲，甚至有时候会在课堂上吟读诗歌，这让我第一次在感性上认识到了新诗的魅力。张新颖老师有一句诗我特别喜欢，‘风吹到句子之间/风吹词语/风吹到旷野和字的笔画之间’，我觉得这就是我上《中国新诗》这门课的感受。”读博士之后，尤其在撰写博士论文时，每次遇到瓶颈，战玉冰都会想去找张新颖老师倾诉一番。“因为在学术研究与论文写作，甚至对未来的规划上，我经常会产生一些焦虑感，而在对张老师不断地倾诉过程中，其实无形间很好地舒缓了这种焦虑感。张老师很多情况下都不一定会对我的一番倾吐作出回答，他只是静静地抽着烟，微笑地的看着我，听我把自己的焦虑讲出来。有时候我们之间的聊天还会出现有些尴尬的冷场，但我之后遇到内心困苦时还是想去找张老师说说，好像冷场也是一种‘沉默的留白’，在情感上帮助我熬过博士论文写作阶段提供了很大的支持。”

学术路漫漫，他将继续追寻

战玉冰的学术关注领域，主要是基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类型文学与电影研究，以及数字人文等方面的尝试性探索。

他的博士论文题目是《民国侦探小说史论（1912-1949）》，共计55万字，从搜集资料到整理年表，再到最后逐节逐章地撰写论文，前后花了整整一年多的时间，其中的艰辛是不言而喻的。这部论文在对民国时期的侦探小说创作与翻译进行了“全景式”观察与研究的同时，也针对其中的一些核心命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之所以选择“民国侦探小说”作为论文题目，一方面自然是源于战玉冰对侦探小说本身的阅读爱好。“我很喜欢读欧美和日本的推理小说，也有不少当代从事推理小说写作的作家朋友，这让我很好奇侦探推理小说在清末民初刚刚进入中国时是怎样一种状况。”这种兴趣与好奇心或许就是战玉冰博士论文选题最初的动机之一。另一方面，他也深受美国学者詹姆逊《政治无意识》一书中部分观点的影响，詹姆逊在书中认为：“文类概念的战略价值显然在于一种文类概念的中介作用，它使单个文本固有的形式分析可以与那种形式历史和社会生活进化的孪生的共时观协调起来。”在战玉冰看来，文学类型的研究价值在于其形式上的相对稳定性。而他研究民国侦探小说的目的之一，就是想通过这一种小说类型来把握那个时代的社会总体性特征与人们的情感认知结构。

战玉冰博士论文的研究对象是“民国侦探小说”，而他未来几年博后研究的主要方向是关于“50-70年代的反特小说与电影”，“这大概可以视为我博士论文的一个延续和拓展，我很想知道侦探小说在进入到‘革命中国’的语境之下，是如何发生文类演变与发展的。”

正在阅读小说的战玉冰

其次是关于“数字人文”方面的研究。“现在数字人文在国内是一个很热门的学术增长点”，战玉冰说，“虽然我其实还没有很好地把握如何将数字人文的研究方法和传统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结合起来。但我觉得，作为青年研究者，应该有勇气尝试一些新的东西，何况这里面的确有很多有趣的内容，做起来也真是乐在其中。”同时他也对自己未来的学术研究有所设想和规划，“我其实是在逐段地整理和研究中国侦探小说发展史，博士论文做了晚清和民国一段，博后做‘50-70年代’一段，再往后可能会一直做到新世纪中国悬疑推理小说，这其中有很多是网络小说，到时候或许可以把我从事数字人文研究的一些经验和中国网络悬疑推理小说研究结合起来，可能会有点什么新的发现。”

战玉冰一方面充满了责任感与使命感，“学术的传承”让他感受到了一种亲近与温度；另一方面，正像他所说的，作为青年人，也应该勇于尝试一些新的东西，从自己的兴趣中，发现新的学术增长点。而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传承和创新正是学术研究能够不断发展的根本动力之所在。

学生记者：王思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