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时，距离新冠病毒在湖北武汉的第一次爆发已经过了九个月多。那一场疫情里的手足无措，压抑乌云与众志成城的必胜决心仿佛有些遥远，但对于第三批上海援鄂医疗队的赵锋医生来说，仍能轻易回想起在武汉的那55天中昏天黑地的战场。
从天黑到天明，从压抑到开阔，那是一场我们不能忘记的特殊的战斗。
赵锋，上海市华山医院重症医学科医生，上海市第三批援鄂医疗队队员，曾获“上海市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个人”，“复旦大学抗震救灾先进个人”及“优秀援疆干部”称号等荣誉。
▋“做好了最坏的打算”
“我是上海市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重症医学科的医生，也就是ICU医生。” 赵锋接受采访时开门见山地介绍自己。
在疫情到来之前，作为一名ICU医生，他的工作时间与上班族类似，日常是早上八点上班，晚上五点下班，还有6天一次的长时间医院值班。这样的工作作息在武汉几乎翻了一倍，早、中班6小时，夜班12小时。“工作量完全不一样的。” 赵医生说道，“ 因为你要穿两层密不透风的防护服，要戴两层很紧实的口罩，呼吸都很艰难，又常常被勒到脸上有印子。”加上紧张的心态，在武汉的工作作息和强度上都远远超过在上海时的工作体验。负重前行，呼吸局促，在这样情况下连轴转1个小时常常令人很疲惫。
1月28日出发前在华山医院的出征仪式，最左为赵锋
一开始，因为没摸到戴护目镜的窍门，赵锋说他的护目镜上常常被雾气笼罩，什么都看不清。后来他们集思广益，又经过实践，发现在护目镜上涂碘伏能有效防止起雾。“我们就都涂碘伏了，之后很少起雾。”在这样特殊的时期之中，医生们发现很多特殊知识，在密不透风的防护服里增加了很多实践经验。“虽然是完全不同的工作量，但我已经有心理准备，甚至去之前就已经做好了最坏的打算。”赵锋平静地叙述道，“所以走之前家人送我，我提议合张影。”
赵锋与前来送他的家人
▋爱与勇气，敢于直面死亡
在被问到在武汉55天里印象最深刻的事时，赵锋提及在病房里遇到的一个病人。那个病人病得很重，他的爱人见不到他，就每天为他写一封信。他躺在床上，起不来看，护士就每天来为他念。隔离病房进来了多少天，就读了多少封信。跨越了隔离与疾病的爱穿过病房，由护士郑重地转交给这个病人。在武汉的病房，这样的故事常常发生着，让人们看到爱的力量并为之深深感动。
赵锋医生是第三批援鄂医疗队的队员，对应支援的是武汉第三医院的光谷院区。他们也想着，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在困境之中找到提高生存率的路径。这需要敏锐，也需要勇气来打破现状。
一开始的情况急迫而紧张，许多病人都急需氧气，但供应量却远远跟不上，虽然采用了墙式供氧和氧气瓶供氧的“双管齐下”的治疗措施，仍然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医疗队与三院协商之后，一套应急的供氧系统迅速建立了起来。同时为了配合供氧系统，原来一楼急诊的区域被改建成临时ICU。赵锋放弃休息，与战友们一起将所有危重病人安全地转运至1楼临时ICU。供氧情况得以改善，死亡率有了很明显的降低。
死亡是一个医生一定要去面对的话题。“尤其是对ICU医生”，赵锋医生这样说道，“我长期的ICU经历，已经有心理准备了。”但是还有其他许多医生对于生命的逝去仍然敏感，在压抑之中强忍悲痛。第三批援鄂医疗队中配备着心理医生，不只是为了疏导病人，时常也是为了纾解医生。
赵锋在武汉第三医院光谷院区的宣传墙前
▋重症医学：灾难中建立起学科
在灾难之中，重症科医学常常被寄予期望。因为这门学科在灾难危难骤然爆发之际展现的急救作用，能够显著提高存活率。因此，它被认为是在灾难之中成长起来的学科，也是灾难中意义极特别的学科。 “重症学科其实是一门相对年轻的学科。”赵锋医生介绍，“1952年，欧洲发生脊髓灰质炎大流行，医生专门为流行型脊髓灰质炎患者设立了呼吸治疗单元，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加强医疗单元。”
从这次万众瞩目的“ECMO”到机械通气、重症超声等，重症学科的技术手段十分重要。在突发事件的面前，这些技术或许就是“抢时间”最有力的刀刃。
赵锋医生曾在2012年“5·12汶川”大地震、2014年昆山粉尘爆燃、2019年宜兴特大交通事故、2019年无锡高架桥垮塌事故中从事危重伤员救治。在这些地方，重症医学是博弈分秒的医学，需要在短时间内将人从濒死的边缘拉回来。
赵锋在调整呼吸机参数
也许是因为这样的职业，这样的精神，让他比别人更能捕捉生命在分秒之间的力量与意义。“要珍惜生活。”，他说。似乎就像“重症”这门学科的建立和发展总是在灾难中一样，我们人类也总是通过一次次的灾难探索一个全新的领域，在世界的废墟上建立起新世界。过去的已经过去，然而我们却不能遗忘它们，因为这才是通往新世界的基石。对赵锋来说，这55天惊心动魄，紧张又快速。不能遗忘，因为须知，“凡为过往，皆为序章”。我们的新世界将从中破茧而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