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一帆，复旦大学哲学学院2019级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批判理论与新斯宾诺莎主义，获评2020-2021学年博士生国家奖学金，曾先后5次获评国家奖学金。

本科毕业于复旦大学哲学学院，获院长奖（年级唯一）及上海市优秀毕业生称号，后以优异的成绩进入到硕博连读项目，师从邹诗鹏教授。目前他已在国内核心期刊发表论文、译文六篇。

与哲学结缘

宋一帆对哲学的兴趣始于高中时期，那时他曾痴迷于存在主义与德国浪漫主义。对存在问题的追问、对生存意义及可能性的反思、对文本教条化的超越，它们对于宋一帆而言具有极大的吸引力。围绕这些内容所进行的阅读与写作体验渐渐坚定了他以哲学为业的信念，随后他便通过“博雅杯”自主招生的方式进入复旦哲学系进行深造。

繁忙且系统的专业学习让他看清了兴趣与学术之间的差异，为此他决心在哲学经典文本上下功夫。勤奋的思考、广泛且深入的阅读、精益求精的意识使得他的成绩在本科四年里始终保持年级第一。

尽管具体的兴趣常有变化，但宋一帆认为自己的“问题意识”却是一贯的，这个核心概念就是“启蒙”。他说：“我想理解现代世界的构成，它的基本原则与矛盾是什么？以及，在现代化的进程中，那个作为文明他者的自然又经历了什么样的命运。而马克思无疑是对该问题思考最为深入的哲人之一。”这种“问题意识”将他引向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批判理论的研究。在撰写本科学年论文时，他在张双利老师的辅导下处理了阿多诺的自然历史问题；而毕业论文则以“马克思的自然概念”为主题荣获了复旦大学本科生优秀毕业论文。这些经历都成为了他研究生涯的最初启蒙，从中他学会了严格的学术规范、外文文献的搜集与阅读、学术表达与论辩的方式。

在研究生阶段，“启蒙与自然”的主题将宋一帆引向了另一位哲学家——斯宾诺莎。他的博士论文希望打通斯宾诺莎与马克思的思想史关联，给出一种比阿多诺更加丰富的社会团结模式，重新理解生命是什么、情感是什么、社会是什么、社会何以呈现出差异化的结构等等。宋一帆坦言，有一些学术研讨会让他记忆尤为深刻。研一时邹诗鹏老师便带领他参加了“斯宾诺莎与当代西方激进左翼”的会议，这也是他生平第一个严谨的学术会议。与会期间，他见到了国内斯宾诺莎研究德高望重的前辈，也聆听了许多学者关于马克思与斯宾诺莎汇通的想法，他们对经典的深耕、理论创造力与对前沿的追踪都使得宋一帆深深着迷。无独有偶，在博士论文开题前，他曾与来访复旦的澳大利亚批判理论学者Dimitris Vardoulakis有过一段时间的长谈。对方直接肯定了他的博士论文主题“这是一个重要且紧跟当下的主题”，并且热情地表示想阅读他的研究成果，这种开放、平等的学者风范也让宋一帆十分惊叹。也正是这些经历让宋一帆坚定了自己的选题，在内心深处他明白，自己想做的是一项更加经典的、安静的、能够深入到文本的复杂线索中去的研究。

用哲学的方式打开世界

哲学往往会带给大家高深或者晦涩的刻板印象，但对于宋一帆，他却不这么认为。他觉得哲学和现实世界并不对立，哲学思索的每一个问题都很现实，都是“自由而有用”的。“一方面，我反对将思维生活神圣化的倾向，仿佛哲学就是阳春白雪，物质生活就是下里巴人。思维本质上是一种冲动，它从属于自然。另一方面，哲学可以帮助你去理解、去思考事物之间的真正联系是什么。”他解释道。

“实践感”是他的导师邹教授所注重培养学生的重要一环，在老师的引导下，宋一帆用带着哲学色彩的“问题意识”去理解世界，理解这个时代。

在德国留学期间，宋一帆和所有人一样受新冠疫情影响。由疫情所带来的不确定性、不安全感和孤独感对于他来说都是一种强烈的体验。他引用了英国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所谓“本体论的不安全感”来解释自己身在异乡而受困于疫情的体验：变幻莫测的封锁政策、民众心理上的变化、遥遥无期的疫苗排队、国情政策上的区别，在思想上应该说经常“困惑”大于确信。

“我的导师常说，我们这一代年轻学人应该在本次疫灾中快速地成长起来。疫情不仅暴露了复杂的社会现象，而且在隔离式生活中如何保持一种良好的学术状态与精神状态都是一种挑战。”

宋一帆带着“问题意识”去思考身边现实。他认为疫情让人长时间地生活在恐惧之下，对于学术是有影响的，会感到担心和恐惧，被迫过着一种安静的生活。他就常常想象自己是隐居山野，每天重复地完成阅读、写作、做饭、散步等，但这也令他全身心投入的去写博士论文。

疫情让“距离”变远，但科技与人文关怀却让“思考”变近。疫情期间，许多的国际会议采用线上召开，机会的增加为求学者们提供了许多亲炙大师的机会。“隐居期间”的宋一帆就参加了几次巴里巴尔、霍耐特、Micheal Hardt、Rahel Jaeggi、Stephan Lessenisch、Hasana Sharp等他最喜爱的学者的讲座，收获颇丰。

“你会发现哲学总是与世界相连的。在疫情期间西方的哲学学者总是在讨论‘社会团结’、‘冲突之中的信任’、‘社会的情感操纵（如恐惧、希望、义愤）、民粹主义的挑战、等等。此时你不仅仅有了文本作为理论的对象，你的生活也是对象本身。”

成长的步伐，离不开导师的心血

在复旦的本硕博生涯中，宋一帆特别感恩于他的导师邹诗鹏教授。做学问除了内在动力，外在的因素同样重要。邹老师总是对后辈多有提携，来自他的鼓励和关照让宋一帆感激不尽，这也激励着宋一帆在哲学方面多下功夫，努力学习。

邹老师常鼓励学生们参与到学术的共同生活中，门下的学生之间也有一种良性互动，他们会自发组织研讨会以及读书小组。谈及此，宋一帆笑言：“我的第一次师门面谈就是关于哲学如何入门。平时的我基本不熬夜，唯一一次在三教刷夜就是因为去读当时研究生师姐推荐的入门书《未来形而上学导论》。”。这种共同生活中的交流与思维碰撞所产生的启发，正合他所理解的“学术（Wissenschaft）的要义”。在研讨会中，一方面大家可以进行一种自我展示，通过自我讲述让自己想法逐渐变得清晰；另一方面，学生之间的畅谈与互相批判，会使得彼此学到很多东西。

自由的确是哲学研究的本质。在研讨会中的自由交流，在学术方面导师也会给他们极大的自由。宋一帆表示邹老师尊重大家的奇思妙想，在他博士论文选题时一些不成型乃至是主观臆测的观点，都与导师讨论，导师也会耐心的给予指导。“现在看来当时的许多观点都有些幼稚，但这都将成为自我反思的一部分。”他说。与教授自由开放的对话，对于学术观点进行广泛地讨论，这些都让宋一帆受益匪浅。

导师的“春风化雨”般的指导与关怀，也让宋一帆感受颇深。他在德国法兰克福交流时，与国内有约7小时的时差，尽管如此邹老师还是会在下晚课之后抽出时间，与他讨论博士论文的框架与写作。邹老师的悉心指导让宋一帆“愧疚又感激”，每一次指导都让他倍受鼓舞，也坚定了他要加倍努力的决心，绝不辜负老师的期望。“学术传统之所以能够传递，正因为我们能从老师身上学到很多东西，并且体现在将来的教与学中。”导师的言传身教，也鞭策着宋一帆，希望能够写出更好的文章。

“高光时刻”的背后

进入博士阶段后课业负担逐渐减轻，拥有了更多自主时间，宋一帆尝试把自己的时间调节成与上班一致的节奏。他表示，这种作息让自己能够在特定的时间进入到工作状态，还可以在休息时间去陪伴自己的女朋友。对于自己不同于他人的“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式不熬夜学习模式，他也坦言偶尔会感到不安，觉得自己学习的时间并不是太够：“可能跟性格有关吧，因为我有时候会写时间表，但是比较灵活，所以也不算完全地根据时间表做事，有点愧疚，但是这种愧疚就会成为我的动力。我总会觉得亏欠别人一些时间，亏欠了马克思一些时间、亏欠了黑格尔一些时间、亏欠了斯宾诺莎一些时间。”正是这种“愧疚”，鞭策着宋一帆更高效地利用自己的时间。

“愧疚感”也是他科研生活中的感受之一，他用“激情和焦灼”来形容自己的科研生活。他认为“焦灼”在科研生活中不可缺少，“科研生活就是一个永恒的学习过程。你会觉得自己永远是不足的，学到的知识永远也得不到满足，哲学的资源实在是太丰富了，要写出来一篇比较满意的论文，需要学习大量的相关理论、背景知识，了解相关学派，所以就会被某种东西灼烧着，这个过程中就觉得‘做学问并不是完全快乐的’。”他苦笑着说。

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对于专业领域的热爱从而有了“激情”，让他去探索，去获取新知识，并在看似枯燥的案头生活里自得其乐。“文科学习，说白了是在跟文本打交道的。如果没有激情，它可以是很枯燥的，而且会产生精神上的倦怠，所以要找到某种可以扣住生命之弦的东西，并投入进去。拥有激情很重要。”

除了”激情和焦灼“，宋一帆还认为清醒的自我认识是博士生的自我修养之一。他多次参与学术会议，并在会议上分享自己的研究成果。他认为：“学术的本质就是对话，如果你不去对话，那其实都没有进入这个行业的门槛。要大胆地去讨论，大胆去发言，大胆去提问。这里面没有多少害羞的空间。”秉持着不同的身份认知，带来了不一样的自我表现，所以在学术场合，他鼓励大家不应该把自己看作是学生而应该视自己为一个可以平等对话的学者，而他自己也是这么做的。“德语里博士就被叫做‘新生代研究人员’，甚至签证也都是办理学者签证，所以不同的身份认知也会让别人对你产生不同的期待。”。

宋一帆在南北五校博士生论坛

这种对于学术的投入，让他在英国哲学史学会举办的“Spinoza’s TTP: Politics, Power and the Imagination”、法兰克福大学“Die Macht der Affekte”工作坊，国内的“社会哲学与社会理论”、“马克思主义理论史论坛”等大型学术会议上都做过分享。这些不仅在一定程度上可视作是学术工作的肯定，也是他逐渐进入到学术研究框架的里程碑。

“保持思想上的诚实”是宋一帆对于自己未来的寄语。学习不是知识的简单累积，而是能力的创造。勤勉、坚持，对于学术真理的追求，让他在学术道路上持续前行。

（撰稿：徐源）